愛心大富翁

張 帆 人

高一離家後的第一個中秋夜，是在百達宿舍四樓陽台上過的。
月餅、飲料、水果、點心之外，以寢室為單位的團體表演，烘托著一分熱鬧和歡樂。袁神父在眾人的起哄下，講了個冷笑話。「有位仁兄碰到他的朋友。朋友說：『看，你的襪子，一隻是紅的，一隻是黑的！』這位仁兄很聰明地回應說：『很漂亮是不是？告訴你，我家裡還有一雙呢！』」他並沒有解釋笑點乃是這位老兄穿錯了襪子。再加上神父的國語，我們還聽不大習慣，他為了補救這個不成功的笑話，於是主動表示，他還可以唱西班牙歌。雖然聽不懂，聲音卻是好的，但是很短，只有兩三句吧，只見他雙手一攤，簡單地說：「唱完了！ 」眾人回過神以後，報以熱烈的掌聲。那一年，神父三十九歲。

袁神父和百達宿舍第2屆畢業生(左起)
前排：張堯田、邱銘峰、陳超仁、伊振中
中排：袁神父、王貽任、謝貞隆、陳伯祥、張帆人
後排：陳永興、吳宜民、陳長海、黃國治

很久很久以後，我才知道，因為戰亂的關係，他的國語和中文是斷斷續續地學的，所能掌握的中國字，大約三百個而已，但，這已足夠了。憑著服務、奉獻的愛心，高中三年，他和我們打成一片；讓我們終生都懷念他。
高中的我，是個老實到不行的乖學生，何以見得？好幾次，我被分配的寢室，都是離開神父辦公室最遠的那間。懂了吧？最調皮搗蛋的，就給他住神父對面的一間，以便就近監管。晚間熄燈之後，袁神父捧著一本聖經，在兩排寢室之間的走道上，來來回回的走動。表面上，他似乎就著牆腳微弱的燈光在讀經、祈禱；事實上，哪一間寢室還有人講話、嘻笑，腳步聲就停會停止在門外，以「寧靜」示警；如果再不節制，「叩叩叩」地敲門聲，就會進來了。
那時候的彌撒，還有拉丁文。譬如「聖聖聖」、「悔罪經」、「成聖體經」等。但是福音卻要用國語宣讀。碰到稍微罕見的中國字，神父會在彌撒前一個晚上，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，唸給他聽，並且再向他解釋這個字的意思。然後，他以我所看不懂的羅馬拼音，仔仔細細地用鉛筆註記了起來。漸漸地，中文在彌撒裡面愈來愈多了。過渡時期中，他感慨地怨嘆著：「唉！我們這群可憐的外國神父…，從頭學起吧。」
最神奇的，莫過於他的「兩指神功」了。英文打字機乃是電腦普及之前，最高檔的文書處理工具了。家父乃是軍中的打字教官，所以，我在高一之前的暑假，就已經學過。正統的英文打字，要動用九根手指頭—左手的拇指是不用的。袁神父卻是用左、右兩根食指就搞定一切。而且速度飛快，但見他搖頭晃腦，咻地一下就是一行！計算器尚不發達的時代，袁神父的加減乘除演算，和我們完全不同。必定是唸唸有辭，時而搬動手指，比劃來比劃去，才蹦出一個數字。我猜想，那一定是西班牙版的九九乘法表。假使每個人都可以用他的法子，試場裡一定很吵！有沒有人可以去西班牙，監考一場數學，見識見識？袁神父的算術訓練，是合乎他們國家標準的嗎？
百達盃籃球賽可是大事哦。台南市的五、六個天主堂都組隊來比賽。宿舍則報名了兩隊。有人問袁神父，何以如此。他信心滿滿地說：「當然囉！A隊冠軍，B隊亞軍嘛！」開打之後，果不其然，一個第一，一個第二，不過是從後面數過來就是了！那時候的我，直覺地就知道，這群白白嫩嫩的南一中、南二中學生，無論如何是打不過那些黑黑壯壯、不知何方神聖的對手的。第二年，神父請了一位籃球教練來集訓。才做完熱身操，A、B兩隊隊員都累得吃不消了。所以，仍然沒有太大的起色。於是，有人阿Q式的自我安慰道：「沒有關係，如果比數學、英文、史地、三民主義，我們就不會輸了。」那是當然的，每年的大學聯考，不就是比這些嗎？
令我驚訝的，後來，百達籃球隊也曾名列前茅過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據說，是因為有一中、二中的籃球校隊進了百達的緣故。運動、學業即或不能同時是頂尖高手，球隊所培養的運動精神，仍然極有價 值。多少年後，我就聽過兩個會友這樣的對話：「我這兩顆牙齒，就是在百達球場上，被你一拐子給打掉的！」「哦？真的嗎？我怎麼一點都不記得了？快讓我瞧瞧！」隨即，一陣熱烈地擁抱。牙齒可以沒有，情誼卻是常存的！高中三年當中，我和袁神父的互動很少，即使有，也都是「超簡單型」的。那時候，對於人生、對於心靈的探索，我還沒有萌芽呢！一切都是為著聯考吧，那麼樣的單純。而且，自始至終，我對袁神父都是心懷敬畏，怯生生的。照著規矩做，少和他接觸、談話，就是最佳的策略。他的用心、他的辛苦、乃至於他英俊的面龐，老實說，我都沒什麼感覺。高中畢業紀念冊上，他稱呼我是
「Quiet Man」，從來不會惹麻煩。
同屆同學陳永興，他的心智在高中時期就已相當成熟。他直接問過神父，為什麼不遠萬里，遠渡重洋而來台灣？募款蓋了這幢四層樓的宿舍，日日夜夜就為著這麼四、五十個大男孩—正處青春叛逆、最難相處、又非親非故的高中生？賺不了錢，也成不了名，究竟是為了什麼？除了頭殼壞去，很難說得清楚。這樣的疑惑，在我成家之後，方才有所體察。
多年後，去探望已調到台北耕莘文教院的袁神父時，為了表達我的關心，我告訴他：「當年沒有冷氣，在您辦公室裡，常常看到您毛茸茸的手臂和臉上，佈滿著汗水，會不會很不舒服？」因為，我以為他來自先進的歐洲，那兒應該早有冷氣才對。他的回答，讓我吃了一驚。他說：「不，不，不，我容易流汗，我自己早已適應。會引起旁人的不安，倒讓我常常覺得不好意思。台南的天氣，很好！你不知道，我們在菲律賓當修士的時候，那才真是熱到受不了呢！」
另外一次，我告訴他，第一次升等教授未獲通過。他靜靜地聽著，然後回應說：「我知道，有些人會想辦法去拜託或是找關係什麼的。但是，你不要這樣做。仍然公平地去競爭。」除了這樣，他沒有再多說了。但是，他的神情，顯示出他對我的信心—不必用不正當的手段，也是會成功的；如果，使了小手段，反而會後悔。
從其他的西班牙神父口中，我才知道，百達會友和百達山友，都是袁神父心目中的「寶貝」，而他自己，在公開或私下的談話中，也不止一次地提到過：「百達人，在我的祈禱意向中，總是有著特殊的地位。」即使在病中，他仍然關心我們，以及我們的家人。當我母親病重的時候，他要我轉告母親，多多祈禱。「開始的時候，我也懷疑，我為自己病痛的祈禱，真的有效嗎？但是，繼續祈禱吧！久而久之，我慢慢體會到一股力量。不容易講得清楚，卻真的有個力量。請你媽媽也試試看。她是教友，天主自然會有辦法的！」袁神父離開人世就要十年了。對他的了解，或是不了解，卻愈來愈多。譬如說，神父到台南之前，曾在台大外文系講授兩年的西班牙文，在那裡，他深受愛戴，也有許多「粉絲」。透過信件往返，他很關心他們，而且長達三、四十年之久。當他從台北的台大，派遣到台南服務高中生，以世俗的眼光，這分明是「降調」嘛！當時，他的心境又是如何因應的呢？會不會不滿，有沒有委屈？我全然無法揣測。唯一確定的，在百達的時候，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們，他曾經是台大的教授。似乎，袁神父天生就是百達宿舍的主任，非常自然的一件事，自然到像親子關係一般。我們永遠不會去問自己的父親(或母親)：「為什麼你是我的父親(母親)？」在我大一寒假的前夕最後一堂國文課，老師語重心長地恭賀全班同學新年發財—卻是發「學問財、健康財和道德財」。如果愛心這種「道德財」可以「量化」，袁神父鐵定是此一向度上的大富翁！